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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氏家族十一世 清咸丰九年一甲一名进士状元公 孙家鼐(1827--1909)
2009年10月20日 | user

孙氏家族十一世

清咸丰九年一甲一名进士状元公 孙家鼐(1827--1909)

 

家鼐公字蓉卿,号燮臣,又号蛰生,别号澹静老人。是珩公(履苍)玄孙。士谦公(淮麓)曾孙。生于清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卒于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享年八十三岁。谥号文正。葬于寿州城东南乡柳树圩。

公博学多才,精通经书。于咸丰九年殿试得中一甲一名进士,状元及第。著有《钦定书经图说》五十卷,作为光绪皇帝侍讲的教材。在科举廷试中,咸丰皇帝要他以清朝的兴盛为内容,当场做一幅对联,他就以清朝入关后的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六年年号,嵌在上下联中,歌颂了清朝二百年的成就与兴旺气势。构思新颖,对仗严密,一时传为佳话。(联文参见《轶事传说篇》)。

家鼐公在仕途中,公正清廉,刚直不阿。不苟言笑,言必中的。位列公卿,声威显赫。曾多次任侍讲学士,学务大臣,乡试、会试正考官。大学士。他在任皇帝侍讲官到大学士主办京师大学堂,一生从事于教育工作,为朝廷选拔培养人才;为一代王朝的教育事业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与智慧。

中日甲午之战失败后,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清廷提出维新,推行新政,废科举、兴学堂、办报纸,历史上称为“戊戌变法”。自发布“明定国是诏”到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顽固守旧派的极力反对,软禁了光绪,扑杀了维新六君子。一百天的发布的新政诏书,全部作废。维新变法,宣告失败,史称“百日维新”。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维新变法前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家鼐公以礼部尚书兼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管理官书局大臣的身份奉命主持创办新型最高学府——京师大学堂(即现在的北京大学)。使他主张的“开明智、办实业、兴学堂”之报负,有了施展的机会。为办好学校,他以近古稀之年,兢兢业业为学校立宗旨,定条例,强管理,务实效,延名师,切实用,积极筹划。确定办学的大政方针。

关于办学宗旨:他提出:京师大学堂要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保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于中学之上。此为立学宗旨”。姑不论此办学宗旨与今日办学地指导思想有何差异,仅根据中国之国情,发扬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发掘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学习世界先进科技与管理培养出优秀的人才,在这一点上是相同的。

关于建立学科:他极力主张“学以致用”,要开启民智,培育人才,讲究实效。农、工、商、学、兵都要学习文化科技。他提出“农知学,可相时宜,辩物种;工知学,可通格致,精工艺;商知学,可识盈虚,综名实。兵知学,可知形势,谋策略”。一切人才皆源于学。他对世界各国的学制、科目、管理多方面进行了研究。决心改变旧学的经义帖括,八股诗赋。设立天文、地理、道德、政治、文学、武备、农学工科、商务、医疗等十个主科.还有算学、矿产、宗教、水利、制造、邮电、世界政治律例、各国的语言文字等附科,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的有用之学。

关于加强管理:当时是清王朝即将崩溃的前夕,朝廷中的顽固派与洋务派、维新派矛盾重重,日益激化。戊戌变法失败,慈禧又再次听政。虽然停止了一切新政,但是对开办京师大学堂还是采取了肯定的态度。鉴于当时的形势,家鼐公是有一些顾忌和压力。为了防止学生在言行上触犯朝廷;为了使学校能够向着单纯的文化研究方向发展,他制定了二十六条学生的学习生活禁约,对纪律要求、服饰仪表、言行举止、卫生习惯诸多方面都作了规定。同时还制定了教职员工岗位责任条规116条。这些条规与禁约颁布与实施,对学校的教学管理秩序、学生生活,都提供了保证。有些条规内容,现在仍有现实意义。

他对延聘名师,学员入学条件和毕业后的出路,也都结合实际地做了安排。他还主张在京师大学堂以外创办医学堂和武备学校,以培养出专门的医务和军事人才;在地方要设立中小学,并鼓励有志之士自筹经费办学。尽管如此,仍然受到顽固派的弹劾,说什么京师大学堂“靡费太甚,请饬归并删除”。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慈禧下令整顿,结果只开了“诗、书、礼、易、春秋”六堂,仍是旧时书院的形式,与家鼐公雄心勃勃的计划,大相庭径。本来戊戌变法失败后,所有新政全部推翻,只有兴办京师大学堂一项,虽然未被明令取消,但也只是虚留其名了。1899年家鼐公致仕告假。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家鼐公被召复职。1905年任文渊阁大学士,国史馆总裁。1907年出任资政院总裁。1908年晋升太子太傅。在家乡寿县城关北大街建有太傅第,与南北进士第连成一片。1909年病逝与北京,次年归葬故里。

家鼐公为教育事业呕心沥血,革旧鼎新,实事求是的精神,深深地影响着孙氏族人。为后世子孙做出良好的榜样。为孙氏家族树立了一座巍峨的丰碑。

              孙家鼐传略

(1827~1909)

                

清史稿孙家鼐列传

孙家鼐,字燮臣,安徽寿州人。咸丰九年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历侍读,入

直上书房。光绪四年,命在毓庆宫行走,与尚书翁同龢授上读。累迁内阁学士,擢

工部侍郎。江西学政陈宝琛疏请以先儒黄宗羲、顾炎武从祀文庙,议者多以为未可,

家鼐与潘祖廕、翁同龢、孙诒经等再请,始议准。十六年,授都察院左都御史、工

部尚书,兼顺天府尹。       

二十年,中日事起,朝议主战,家鼐力言衅不可启。二十四年,以吏部尚书协

办大学士。命为管学大臣。时方议变法,废科举,兴学校,设报编书,皆特交核覆,

家鼐一裁以正。尝疏谓:“国家广集卿士以资议政,听言固不厌求详,然执两用中,

精择审处,尤赖圣知。”其所建议,类能持大体。及议废立,家鼐独持不可。旋以

病乞罢。

二十六年,乘舆西狩,召赴行在,起礼部尚书。还京,拜体仁阁大学士。历转

东阁、文渊阁,晋武英殿。充学务大臣,裁度规章,折衷中外,严定宗旨,一以敦

行实学为主,学风为之一靖。议改官制,命与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瞿鸿禨,总司

核定。御史赵启霖劾奕劻及其子贝子载振受贿纳优,命醇亲王载沣与家鼐往按,启

霖坐污衊亲贵褫职,而载振寻亦乞罢兼官。资政院立,命贝子溥伦及家鼐为总裁,

一持正议不阿。时诏诸臣轮班进讲,家鼐撰尚书四子书讲义以进。三十四年二月,

以乡举重逢,赏太子太傅。历蒙赐“寿”,颁赏御书及诸珍品,赐紫缰,紫禁城内

坐二人暖轮,恩遇优渥。宣统元年再疏乞病,温诏慰留。寻卒,年八十有二,赠太

傅,谥文正。

家鼐简约敛退,生平无疾言遽色。虽贵,与诸生钧礼。闭门斋居,杂宾远迹,

推避权势若怯。尝督湖北学政,典山西试,再典顺天试,总裁会试,屡充阅卷大臣,

独无所私。拔一卷廁二甲,同列意不可,即屏退之,其让不喜竞类此。器量尤广,

庚子,外人请惩祸首戮大臣,编修刘廷琛谓失国体,责宰辅不能争,家鼐揖而引过。

其后诏举御史。家鼐独保廷琛,谓曩以大义见责,知忠鲠必不负国,世皆称之。(清

史稿230卷)

 

书香门第   科举夺魁

孙家鼐字蓉卿,号燮臣,又号蜇生。别号澹静老人。生于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三月十二日。卒于宣统元年(1909年)十月十七日辰时,享年八十三岁①。葬于寿城东南乡柳树圩。

家鼐公深受历代书香家教影响,自幼聪慧好学,在清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949年)二十三岁时取得道光己酉科拔贡资历。不久在咸丰元年,辛亥年,(公元1851年),二十六岁时,辛亥科乡试中举。又过了九年,咸丰九年,己未年,(公元1829年),三十四岁时,在京会试殿试一举夺魁,得中一甲一名进士,状元及第。当然他的成就,是他勤奋好学,天资聪慧,努力的结果;但是家庭中“学而优则仕”的学术氛围,也对他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孙家鼐的曾祖父 孙士谦(淮麓公)在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继承父志,承修寿州东津桥而受到当局表彰,士谦胞弟孙蟠(石舟公),士谦长子克任(家鼐的父)清当局均赏与官职及颁发“盛世醇良”匾额。家鼐祖父 孙克伟(立人公),贡生出身,候选同知。父亲 孙崇祖(岫亭公)也是贡生,候选训导,曾署理池州府教授(当时的教授是主管教育的官职),当时的孙氏家族在社会上都已经很有影响。特别是 家鼐公十二岁时,长兄家泽就中了进士;十五岁时,二哥家铎又中了进士,这在主观上对他是一个促进;在客观上对他日后发展也会有所帮助。家鼐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孜孜不倦,刻苦努力,终于在咸丰九年会试一举夺魁,踏上了他日后宦海青云的征程。

家鼐公不但经理学功底深厚,在音韵、书法方面造诣也很高。据说在殿试时清帝曾要他当场拟一幅对联歌颂清朝当局的丰功伟绩。他很快就作出了以下对联;

 

亿万年济济绳绳,顺天心,康民意,雍和其体,乾健其行,嘉气遍九州,道统绍羲皇尧舜;二百载绵绵奕奕,治绩昭,熙功茂,正直在朝,隆平在野,庆云飞五色,光华照日月星辰。

 

此联极尽地歌颂了清王朝的二百多年的历史,并把他入关后的六代皇帝的年号,巧妙地镶嵌在上下联中,对仗严密贴切,比喻有夸大而不显浮华;歌颂而不显谄媚,深得咸丰帝的赞赏。

宦海青云   王朝尊荣

家鼐公自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入仕,1909年逝世,长达半个世纪的宦海生涯。由于他的谨言慎行,无私廉洁;正义不阿,兢兢业业,致力于本职工作。深受当朝上下爱戴,所以对他的任用,当朝都量其才而任其职。他先后担任过;

1,内廷授经

钦授翰林院修撰,詹事府左右春坊赞善,翰林院侍讲、侍读学士,詹事府少詹事,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入直上书房.

2,相国政务

工部左侍郎、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兵部、吏部右侍郎,督察院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兼管顺天府府尹事务。吏部、礼部尚书。

协办、东阁、体仁阁、文渊阁大学士,经宴日讲起居注官。武英殿大学士, 翰林院掌院学士,文渊阁领阁事稽查。钦奉上谕事件处、国史馆正总裁。资政院总裁,会议政务处大臣。历署工部左侍郎,礼部左侍郎,吏部左右侍郎。工部、刑部、户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

3,主持乡试会考

咸丰辛酉科(公元 1861年)山西乡试正考官,同治壬戌科(1862)、癸亥(1863)恩科会试同考官,湖北提督学政,会试、乡试、复试阅卷大臣,朝考阅卷大臣,殿试读卷大臣,考试荫生、中书、汉御史、翰詹、试差阅卷大臣。己丑科(1889,光绪15年)会试知贡举、壬午科(1882,光绪八年)顺天乡试副考官,丁酉科(1897,光绪23年)顺天府乡试正考官。光绪辛丑(1901,光绪27年)、壬寅(1902,光绪28年)并科以及戊戌科会试正考官。第一任总理学务大臣。

4,当朝事务

教习庶吉士本衙门撰文,庶常馆提调,协办、奏办院事,国史馆纂修、协修。起居注协修,武英殿提调总纂修、协修,文渊阁教理,文渊阁直阁事。咸安宫总裁,实录馆纂修复校。朝审大臣、验教官缺大臣;拣选官缺大臣。查估承修工程大臣,管理河道沟渠大臣,查库大臣,总理学务大臣,管理京师大学堂事务管理、官书局事务政务大臣。查办事件大臣、抖晾实录大臣、恭办庆典大臣。会典馆正总裁,玉牒馆总裁,钦派谒陵扈从大臣。

5,皇朝恩荣

特选进讲,上书房行走。毓庆宫行走。赐西苑门内、紫禁城骑马;赐西苑门内乘坐二人肩舆、船只拖床;赐颐和园内乘坐二人肩舆。赏游颐和园,重宴鹿鸣,七旬、八旬赐寿,恩赏:   

“温藻惕谟”“台衡笃祜” “耄学调元”扁额,以及

“德并甘盘资旧学;望齐潞国重耆英。”

“中朝补衮推良辅;内阁传经锡大年。”两幅对联。

赏圣训、书籍、画轴,如意、人参;恩赏“寿、虎、福寿、松寿、益寿、永寿、荣庆、泰来、安乐”等字幅;赏绸缎沙葛、春牌貂皮、食物瓷器、手炉、朝珠、荷包、白玉烟壶、白玉佩、天鹅绒冠,蟒袍,夹缎金龙褂,江绸青頦皮袍,大、小卷江绸八,丝绸三,镶如意无量佛,赏遗念服物,赏暖轿。

赏加太子太傅衔,头品顶戴、赏戴花翎,赏穿带膆貂褂,赏用紫疆,诰授光禄大夫,晋赠太傅,特谥文正。赏给陀罗经被,派贝勒典醊,照大学士例,赐恤入祀贤良祠。赏银三千两治丧。灵柩回籍,沿途地方官妥为照料。

政见执中   承办新学

家鼐公在政治上主要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个忠字,忠于大清帝国,忠于皇帝。因之他的行为意识都是以忠于国,忠于“朝”为出发点的,他在晚年曾有一副对联,极其表达了他的这种信念。(此联现藏于寿县博物馆)就是

葵藿有心唯向日; 竹松晚节惯经霜。联文为馆阁体楷书,端庄秀丽。联文之意,以向日的葵花喻自已对清王朝的赤心趋向;要像能耐得住寒霜风雪的竹、松一样,保持晚节。

有几件事充分显示出这种信念;

江西学政陈宝琛曾上奏朝廷要求批准把前明时期的爱国志士黄宗羲、顾炎武等人放到孔庙中去供奉,受到当时一部分人的反对,认为他们都是反清的明末遗老,现在反而要把他们放到文庙中去奉祀是很不妥当的。但是家鼐公深知黄、顾这些人在 中国广大的知识分子中的声望与影响是不可低估的。今天尊重他不仅是可以收拢人心,而且可以激励一下当今的士大夫阶层的人向他们学习效忠于朝廷。这种利大于弊的事乐而不为呢?所以家鼐公就和潘祖荫、孙诒经等人再次呈奏,获得批准。

甲午年,公元1894年,这一年发生了中日甲午战争。家鼐公已经68岁了,几十年的宦海生涯,他深为中国当时的内忧外患而忧心忡忡,关于对日是否开战,他是力主不能因为朝鲜宗主国的问题而去开战。因为他作为一个大国的宰辅,国力的强弱,他心中是有数的。为了一个没有什么实惠的宗主权而去争面子;赢了倒好说,万一输了将会得不偿失。他同时也深知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具有侵略中国的野心,如何才能做到两全,他很同意李鸿章的牵制日本的外交路子。当然只是一厢情愿的事。

庚子年,公元1900年,由于义和团的肇事引起的八国联军进北京,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与侵略者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使中国无条件的向外国割地赔款,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奇耻大辱。为找经验教训,当时有一个身任编修的一个官员叫刘廷琛,他上折责备当朝宰辅,对这种有失国体,造成国家蒙受耻辱的事应该追查,受到惩处。家鼐公身为宰辅难辞其咎,就主动提出检讨,承担责任,“揖而引过”。后来有一次选拔御史官,家鼐公就极力保荐这位曾经批评过他的御史刘廷琛,说他以前能“以大义见责,知忠鲠必不负国”, 这种以国为重不计私见的行为,很受到当时朝廷上下的称赞。

戊戌年,公元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这时清光绪帝亲政采纳了维新派康有为等人的主张实行了一系列的新政。后来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朝中顽固派的反对仅仅百日,维新变法即告破产。这就是短命的戊戌变法。家鼐公自从甲午之战失败以后,也深为如何振兴国家在苦苦求索。他在这个阶段主要抓了两件大事;明示自己对维新变法的态度

主持官书局

   家鼐公认为要振兴国家,人才是第一位的,而人才的培养又需要教育先行。所以他极力主张“开民智、重科学、办实业、兴学堂”。公元1895年,有康有为、梁启超、文廷式等在北京、上海成立“强学会”,出版《强学报》提出“开民智、通下情”,并且在报刊上介绍一些世界大事,讲究时务。家鼐公深以为然,他指出:自古以来“圣帝明王,未有不通达下情,而可臻上理者也”“国家积弊,唯在敷衍颟顸,事无大小,多以塞责了之”“贫弱之患犹小,壅蔽之患最深”。并在奏折中引用唐代名臣魏征的话“人君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建议皇帝下令将全国各大报馆的当天报纸,呈送都察院“录呈御览”。并建议将上海《时务报》收为官办。所以他很赞同“强学会”,还为他们解决办公及住宿的馆舍问题。同时自己也列名“强学会”。可是在1896年,有御史杨崇伊(李鸿章的亲家)秉承李鸿章的旨意,弹劾“强学会”“私立会党,将开处士横议之风”从而受到查封。虽然家鼐公上奏“力言其诬”,且谓“强学会”于“事实有益”但是有慈禧太后的独裁压力,谁也挡不了。这时有一些有见识的大臣纷纷提出“开书禁,办学堂,编译洋务书”等倡议。大学士李鸿藻提出将“强学会”改为“官书局”。得到批准。1896年2月,孙家鼐任官书局管理大臣。

官书局成立后,延聘了一些通晓中西学问的中外人士为教习,选译一些书籍报章杂志,教授各种西学。家鼐公统筹规划,将官书局职能定为“藏图书、译报刊、备仪器、广教肄”,四项,宗旨是“洞中外之情形,保国家于久大”,在管理上设立学务、选书、报务、局务四个部门分管。所用的管理人员大部分都是原“强学会”的人员。当时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还是采购了一些图书,添置了一批仪器,培养了一批人才,为日后京师大学堂的创办,奠定了基础。

对维新变法的态度及观点

戊戌年的维新变法当时有三大股力量,最激进的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最受光绪帝的信任一股力量,他们在政治上要以君主立宪代替君主独裁;其它方面近乎要全盘西化。再有以李鸿章、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他们是看慈禧太后脸色行事的。主张不学西方的政治主张秩序他们的富国强兵之术。另外就是保守派也叫顽固派,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慈禧本人,是一伙完全反对维新变法的。家鼐公是当朝宰辅,是朝廷决策高官之一,在这时的重大的局势面前,不能不表明立场与态度。实际上,家鼐公是十分赞同维新变法的。但是他与康梁、洋务派都有所不同,他认为变法自强应该统筹全局,分别轻重缓急,逐步实施,不能操之过急,不要伤及清王朝政权利益。所以他不像康、梁拥“帝”而反“后”。也不像李、张那样拥“后”而自保。他指出“今日之时势,譬如人患痿痹而又虚弱”,要对症下药,不可病急乱投医。维新变法应该“因时制宜,一切格致之书,专门之学,则又宜博采泰西所长,以詡成富强之业”他曾向光绪帝推荐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以及汤寿潜的《危言》三部书②,希望皇帝能对这些含有变法内含的书“细心阅看,采择施行”。他还说“变法宜民出于公论,庶几人情大顺,下令如流水之源也”,所以他对维新变法,只主张从实际的事物上去改革,无论如何不能触及到君主制度。因之就把维新变法寄希望于“帝后同心”, “君臣同心”这在当时清廷内部保守势力与维新派势同水火的局面,根本是行不通的。家鼐公把复杂的政治斗争看得太简单了。

家鼐公的“不要触及君主制度方面”维新变法的观点,与康梁等人的维新变法是有很大不同的。在光绪筹划维新变法的过程中身居高位的孙家鼐深知国家挨打受辱的根本原因,就是清王朝政治上的腐败无能,经济上的落后衰退,但是他又认为只要有好的人才,效忠天子,可以解决政治上的腐败无能;只要在生产、技术、管理方面可以学习西方,以解决经济上的落后。但对于君主统治的制度,不能动摇更不能破坏。因而他对康梁等人的维新变法所提出的政治上要实行君主立宪,成立议会,提倡民主,崇尚民权,他是很不以为然。甚至是反对的。主要表现在他对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极力反对,大加抨击。

《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大同书》等文章③,是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的1885年期间的著作,主要阐发了康有为维新变法的社会政治思想,重点要实现天下大同的“大同思想”,康有为等人把它作为挽救民族危亡的精神武器。这种大同思想的核心,就是把西方资产阶级的庸俗“进化论”和中国传统的“今文哲学”结合起来,作出倡变法以图强,维新变法的理论根据。我们知道学术一旦跟政治利益结合起来,学术问题也就成为政治问题了。康有这种把西方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公羊经学相结合,抨击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提出立宪、民主、民权一系列的政治主张,这实际就是政治学说。而且硬把西方的一些学说同中国古代的公羊学说,生拉硬扯,牵强附会的混在一起,论点非常不严谨。在家鼐公看来,这是动摇甚至要推翻君主统治的“了不得”的大事。他对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的批评,主要在1898年7月17日上书光绪的奏折中提出,这些书是“杂引讖纬之书,影响附会”正当朝廷维新,百废更张之时康有为却要“以衰周之事行之今日。窃恐以此为教,人人存改制之心,人人谓素王可做,是学堂之设,本以教育为本,而转为蛊惑民志,是导天下于乱也”因此他请求皇帝,凡有关书中孔子改制称王等字样,“宜明降谕旨,亟令删除”。对于光绪同意设立议院一事他又提出,并据理力谏,“若开议院,民有权而君无权矣”。他这一主见也很合乎光绪的意思,结果维新派设议院的主张,未能在百日维新的诏令中出现。他这种赞成革新,而又不赞成政治上的革命,执中而偏向保守的政治态度,日后在慈禧镇压维新派的屠杀中,避免了清算追究,而且还保住了官位。

总之,家鼐公在维新变法的大潮中态度是明确的,主张执中而偏保守,立意是尊礼教,守纲常,保清廷而强国家的那种儒家仁爱之理念与立场。是温和而有之中的一种态度。

 

创办京师大学堂

戊戌变法以前,公元1896年6月,家鼐公就受命从扩充官书局着手,筹划在京师设立新式大学堂。又以协办大学士,官书局大臣兼吏部尚书的身份主持工作。此后家鼐公就专心致志的投入到这百年大计的宏图大略中。他研究了近年来全国各地办的一些专科学堂,认为这只限于专门技术,难以承担地大物博之中华振兴的需要,应该像西方那样,各行各业,大中城市,都要设立新学堂。广揽人才,精心培养。京师大学堂更应参仿世界各国大学章程,变通办理,以切实用。他主张京师大学堂应该规模宏大,立意深远。为此,他以近古稀之年,兢兢业业为学校立宗旨,订条例,强管理,务实效,延名师,切实用,积极筹划。确定办学的大政方针。

关于办学宗旨;

他计划派专人到日本“将大中小学一切规制课程并考试之法,汇为日记,缮写成书”。又调阅有关中外教育体制的文档报章书刊,比较优劣,博采众长,加以取舍创新。拟订出;京师大学堂要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于中学之上。此为立学宗旨”这个宗旨就是说“要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学习世界各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以达到国富兵强的目的”姑不论此办学宗旨与今日办学地指导思想有何差异,仅根据中国之国情,发扬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发掘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学习世界先进科技与管理,培养出优秀的人才,在这一点上是相同的。

关于建立学科:

他极力主张“学以致用”,要开启民智,培育人才,讲究实效。农、工、商、学、兵都要学习文化科技。他提出“农知学,可相时宜,辩物种;工知学,可通格致,精工艺;商知学,可识盈虚,综名实。兵知学,可知形势,谋策略”。一切人才皆源于学。他对世界各国的学制、科目、管理多方面进行了研究。决心改变旧学的经义帖括,八股诗赋。设立天文、地理、道德、政治、文学、武备、农学、工科、商务、医疗等十个主科。还有算学、矿产、宗教、水利,制造,邮电、世界政治律例、各国的语言文字等附科,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的有用之学。

 

关于加强管理:

当时是清王朝即将崩溃的前夕,朝廷中的顽固派与洋务派、维新派矛盾重重,日益激化。戊戌变法失败,慈禧又再次听政。虽然停止了一切新政,但是对开办京师大学堂还是采取了肯定的态度。鉴于当时地形势,家鼐公是有一些顾忌和压力。为了防止学生在言行上触犯朝廷;为了使学校能够向着单纯的文化研究方向发展,他制定了二十六条学生的学习生活禁约,对纪律要求、服饰仪表、言行举止、卫生习惯诸多方面都作了规定。同时还制定了教职员工岗位责任条规116条。这些条规与禁约颁布与实施,对学校的教学管理秩序、学生生活,都提供了保证。有些条规内容,现在仍有现实意义。

关于教学及其他方面:

延聘名师、选用教材、学员入学和毕业后的出路,也都结合实际地作了安排。他聘请康有为为总教习而康不受聘,后来推荐工部左侍郎许景澄担任总教习。聘请长期担任同文馆总教习美国人丁韪良,担任西学总教习。刘可毅为中学总教习。在选用教科书时,中学教材,要以钦定经书为定本,不可编辑,不准妄行增减一字。史学方面的教材,可选用以前善本也不用重新编辑。他要求当时设在上海由梁启超主持的译书局,应该迅速编译西学各书。他的这个主张和决定,是怕将来康梁等人用一家之言作为主导而去编辑教科书。

关于学员,在1889年6月11日《明定国是》诏书中要求“所有翰林院编修,各部院司员,大门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官员子弟,八旗世职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其入学肄业,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对于那些经过科举,进士、举人出身的京官,成立仕学院,专习西学。中学仍可精益求精。为保证后备生源,他主张在京师五城设立中小学堂,其他各省也都应及时创立。并应鼓励有志之士自筹经费办学。他还提议在京师大学堂以外创办医学堂和武备学校,归京师大学堂管辖;考求中西医学以及军事战争的研究,以培养出专门的医务与军事人才。

关于学员的出路,学员肄业时由管学大臣出具评语,已授职者给予优奖。进士出身请旨录用。其他按所学专业由对应的中央各部门分别录用。同时按照成绩高低,学堪致用,可授予专科进士、举人、生员等名号。如我族族人孙多钰,孙方尚都是自国外留学归来,经过考核,授予工科进士和工科举人。

当时由梁启超起草制定的《京师大学堂章程》中规定,每一学科中的科目,分为普通课和专门课,前者为必修课,后者为选修课,普通科的科目有经学、理学、诸子学、中外掌故学、文学、初级算学、地理学、体操学等等,家鼐公认为“普通之学为初基,专门之学为进境”不宜过多,过多过繁,一般人将接受不了。经他审定将理学并入经学,诸子学归入专门学。他明确反对删去经学、化学和天文学。特别是经学;他说,经学可以“正人心,明义理,中西学问皆以此为根柢”。

对于毕业生的考核,他的原则是 “中学、西学一律赅通者为上等;中学通,而略通西学在者,次之;西学通,而粗通中学者,又次之。”体现了他“中学为主,西学为辅”的办学宗旨和指导思想。

大学堂在辛亥革命前的坎坷历程

开办和停办:京师大学堂经过一番筹划,一切均已就绪。于公元1989年8月19日宣布正式成立并开始招生。由于馆舍场地尚未建成,只好先从一千多报名的学员中,录取近二百余人先行开课。就在这时,维新变法形势起了很大的变化。9月21日,慈禧太后收回政权,再次垂帘听政,发布了逮扑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通缉令,开始了对维新党人的残酷镇压。戊戌变法的成果全部付之东流。一切又都恢复了旧制。但是唯独京师大学堂保留了下来,真可谓硕果独存。京师大学堂之所以能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得以存在,是有一定的前因后果的。  

首先开办京师大学堂不完全是维新变法的产物,而是甲午战争的产物。早在1886年6月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就向光绪帝上了一道由梁启超代为起草的奏折,提出要以官书局为基础设立京师大学堂,当时光绪就批示总理衙门议奏,8月总理衙门建议由管理书局大臣妥筹办理。以后才有家鼐公受命筹办官书局。

其次是;虽然京师大学堂,也属于维新变法的范畴,但不是康梁等人在主导,而是具有维新变法比较温和的;而与变法的中坚康有为有着鲜明的不同立场的的孙家鼐所主持的。而且他办学的指导思想就是专心致志去办学,尽量不涉及或者少涉及政治。尤其是对国家制度上的观点和言论,是不允许教职员和学员们随便议论的。

第三主要还是由于慈禧太后的支持,慈禧太后最痛恨的那些可能威胁封建统治的举措,而对培养人才她还是很重视的。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时他就坚决支持同文馆的创办。后来对洋务派创办的各种新式学堂也是很支持的。就在慈禧9月21日复辟的第五天,9月26日她就肯定京师大学堂为“培植人才之地”并且在11月16日慈禧又下旨鼓励孙家鼐抓紧大学堂的开办。12月初,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学。

就这样京师大学堂经过了二年多的筹划,总算正式开办了。京师大学堂虽然经过家鼐公的殚精竭虑,兢兢业业、谨慎小心,以古稀之年为清朝廷当局的教育事业呕心沥血。但是仍然受到当时满清贵族顽固势力的反对。开办不久,就受到御史吴鸿甲和几个军机大臣的诬告;说京师大学堂“糜费太甚”请饬“归并删除”。顽固势力的代表慈禧太后在1899年5月6日下旨要求大学堂进行整顿。并批评孙家鼐 “开办以来,时滋物议,是办法未得指归,更何以激励士类,殊失朝廷实事求是之意”;要求家鼐公破除情面,认真整顿。并将提调以下各员删除归并,其岁支薪水严行核减;对学堂中一切功课,“尤其要妥定章程,以讲求实学为主,不得铺张敷衍,徒饰具文”。同时在谕旨中也对吴鸿甲所提不实之处也予以澄清。这样一来,使得刚刚开办不到一年的京师大学堂就又搁浅了。

家鼐公本来对变法中一系列的政治动荡就有所思考,尤其是光绪帝的被囚禁;家鼐公在侍光绪讲经时,曾亲自点注了《书经图解》《西学大成》以及“撰尚书四子书讲义”以进。和光绪是有一定情感的。当知道慈禧对光绪要“废立”,他力谏“独持不可”。但未得结果,更增添了他心中的郁闷。现在又受到这些指责和批评,格外使他心灰意冷。这时他已是七十三岁高龄了。他决心致仕,便连上两道奏折,称病请辞。当朝未允辞官,只准休假。

家鼐公休假后,由许景澄暂任管学大臣对京师大学堂进行整顿。到1900年正要重整旗鼓开课时,发生了义和团运动,社会秩序大乱,1900年的7月11日京师大学堂停止办公。许景澄由于他反对义和团受到顽固派的诬陷,在7月28日被慈禧以“离间两宫”的罪名被杀害。.京师大学堂停课后,八国联军进北京,大学堂的馆舍被俄、德两国士兵据为兵营,其他房舍、图书、仪器、设备都遭受到严重的破坏。这时慈禧和光绪逃往西安,家鼐公不久也应召到了西安。就任礼部尚书等职。

再次复办

公元1902年经过了一系列的外交谈判,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换得了局势的稳定。慈禧太后在元月十日下旨全面恢复京师大学堂,任命吏部尚书张百熙为管学大臣。负责恢复工作。经过努力,京师大学堂在1902年12月17日再次开学。设有预备科和速成科。预备科又分政科与艺科,速成科分成仕学馆和师范馆两部分。12月18 日又将同文馆并入大学堂,改为翻译专科,在1903年又并入新成立的译学馆。此外仕学馆、医学实业馆、也随之一一开办。正当大学堂即将运行正常之际,朝廷中的顽固的保守派,又没事找事,提出派一名满族大臣主管教育,并对大学堂《章程》提出异议等等。于是在6月慈禧派满人荣庆为管学大臣,张百熙奏请湖广总督张之洞参与京师大学堂的领导工作。后来大学堂《章程》经过七易其稿之后,正式颁布。《新章程》中将原管学大臣改为总理学务大臣,另设大学堂总监督一职,专门负责大学堂的事务。这时七十七岁的孙家鼐又受命担任第一任总理学务大臣。原大理寺少卿浙江学政张嘉亨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受学务大臣监督。

家鼐公就任学务大臣后,除了关注京师大学堂的建设工作外,还对从中央到地方的教育体制,作了精心的研究,精细的设计。公元1905年12月12日家鼐公上书建议;中央一级设立学部统管全国教育,直接管辖大学堂;各省教育领导体制归学政办理;府厅州县设学官,管辖当地学务;学生毕业后按专业对口分配,对中学堂以上奖励生员、举人、进士要定名额;解决废科举、兴新学以后,新旧体制转换问题;扩大招收走读生;派留学生,要限于讲究实学;严禁用钱买官位等一系列的有关当时中国教育的大问题。他又对具体的一些问题提出切中时弊的问题,如他提出经学和国文学不用课堂讲授,只需自习;伦理学,心理学流于空谈,无裨实际,应予删除等等。

不久当朝就采纳了他的建议,成立专职统管全国教育事务的正式中央行政机构——学部。由荣庆任尚书。这时的家鼐公已经是八十岁了。

辛亥革命后1912年5月,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至今已近百年。自创办到改名至今天,百年风雨的洗礼,北京大学已经成为世界著名高等学府,为中华民族培育了一大批有用之才。实可告慰于家鼐公。

谨慎廉洁   盖棺论定

公元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家鼐公任文渊阁大学士, 1906年家鼐公任国史馆总裁,晋武英殿大学士,1907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成立资政院,由孙家鼐和满族大臣溥伦任总裁。

公元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当朝为表彰家鼐公;在他过生日作寿时,朝廷赐“寿”字,赏太子太傅。颁赏御书及诸珍品,赐紫缰,紫禁城内坐二人暖轮,恩遇优渥”。家乡寿县城关北街建有“太傅第”与南北进士第连成一片。

公元1909年11月29日(清宣统元年)家鼐公逝世,享年八十三岁。清廷决定,诰授光禄大夫,晋赠太傅,特谥文正。赏给陀罗经被,派贝勒典醊,照大学士例,赐恤入祀贤良祠。赏银三千两治丧。灵柩回籍厚葬,沿途地方官妥为照料。

 “家鼐简约敛退,生平无疾言遽色。虽贵,与诸生钧礼。闭门斋居,杂宾远迹,推避权势若怯。尝督湖北学政,典山西试,再典顺天试,总裁会试,屡充阅卷大臣,独无所私。”“不喜竞类,器量尤广”以上文字摘录是《清史稿孙家鼐传》中对家鼐公的评语。

家鼐公在仕途中,公正清廉,刚直不阿;待人处事,无疾言遽色;不苟言笑,言必中的。位列公卿,声威显赫;但从不居功自傲。曾多次任侍讲学士,学务大臣,阅卷大臣,乡试、会试正考官。大学士。他在任皇帝侍讲官到大学士主办京师大学堂,一生从事于教育工作,为朝廷选拔、培养人才;为一代王朝的教育事业付出了辛勤地劳动与智慧。

家鼐公作为封建王朝的重臣,在以下七个方面有所建树,一、殚精竭虑,培养了一位富有维新思想的清帝——光绪;二、对于变法,有理性的思考和具体的贡献;三、创立新型的教育体系,促进了中国教育的转轨;四、创办京师大学堂,捍卫变法成果;五、眼界高远,开“兼容并包”教育思想的先河;六、倡开官报,并提倡自由办报;七、身体力行,堪称民族工商业的先驱。

他的事迹和革旧鼎新,实事求是的精神,深深地影响着孙氏族人。为后世子孙作出良好的榜样。为孙氏家族树立了一座巍峨的丰碑。

【参考书】①教坛古今《孙家鼐与京师大学堂》②安徽著名历史人物丛书第二分册《状元 侍讲学士五部尚书 ——孙家鼐传略》③宣统三年版《寿州孙氏支谱》④《清史稿》⑤李鸿章传⑥《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胡绳著 ⑦戊戌变法等有关文史资料。

【注释】①家鼐公的享年以家谱中的为准为83岁。(其他参考书均为82岁)②《盛世危言》郑观应著于1894年。《校邠庐抗议》冯桂芬著于1861年。《危言》汤寿潜著于1890年.这三本书是清末洋务兴起以后,有关维新改革方面的三部书。③《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大同书》是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为“维新变法”创立理论根据

的三本书。

孙文正公的轶事和传说

孙家鼐的楹联轶事

孙家鼐(1827~1909),字蓉卿,号燮臣,又号澹静老人,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一甲一名进士,状元及第。历任清咸、同、光三朝的五部尚书,大学士等职。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筹办京师大学堂(今北大前身)1907年任资政院总裁,1908年封太子太傅,1909逝于北京,谥文正。

家鼐公的楹联轶事,诸多文史资料都作过介绍,虽篇幅不大,数量不多,但联词构思,平实典雅,对仗工整,均为佳作。录辑于下:

金殿颂王朝

昔日科举以八股文取士,有时也配以诗赋。据说家鼐公在科举殿试时,清咸丰帝要他以清王朝的兴盛为内容,作一副对联。他稍作思索,挥毫写出以下楹联:

亿万年济济绳绳,顺天心,康民意,雍和其体,乾健其行,嘉气遍九州,

统绍羲皇尧舜;

二百载绵绵奕奕,治绩昭,熙功茂,正直在朝,隆平在野,庆云飞五色,

华照日月星辰。

此联极尽地歌颂了清王朝的二百多年的历史,并把他入关后的六代皇帝的年号,巧妙地镶嵌在上下联中,对仗严密贴切,比喻有夸大而不显谄媚;歌颂而不显浮华,深得咸丰帝的赞赏。

凤阳赞明皇

明太祖朱元璋,是濠州钟离人(今安徽凤阳),少年时,家穷的连饭都吃不饱。后来到家乡附近的皇觉寺做了小和尚。当了皇帝以后,下旨扩修该寺,并改名为“龙兴寺”,其意是自已这条“龙”是从这个庙里飞腾而“兴”起来的。寺中挂有朱元璋的画像。画像两侧有家鼐公题署的楹联:

 

生于泗,学于沛,长于濠,凤阳昔钟天子气;

始为僧,继为王,终为帝,龙兴今仰圣人容。

 此联文字虽然不多,但用字简练,通俗易明,高度概括地表述了朱元璋的身世,以及他成长的经历和发展的过程。同时对凤阳也有了赞扬,更把明太祖以圣人誉之,可见明太祖朱元璋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和他对其崇敬的虔诚之心。

与友共勉励

家鼐公和乡亲至友,常以诗文表达他们之间的情谊,互相勉励。他有一幅赠同年柴墨林之联:

欲能则学,欲知则问;守身如玉,守口如瓶。

简简单单十六个字,含有深刻的哲理,也是处世哲学。。它的含义是:“一个人不论他是作学问,或是做其它任何事情,要想有真本事(欲能),就必须要学习(则学);要想知识渊博(欲知),就应该不耻下问(则问)。在复杂的社会中,特别要廉洁自律(守身),保持着晶滢白玉般的清白情操{如玉};对什么事情,当说则说,不当说则不说,不要不负责任地乱说(守口如瓶)。”

同乡挚友戴宗骞(1842~1895)字孝侯,寿城南枸杞园人。清末任威海卫陆军统领,中日甲午之战中,屡立战功,光绪二十一年以身殉国,家乡建祠纪念。家鼐公作联挽之:

才略足匡时,建策万言当百战;风规堪砺俗,临危一节足千秋。

上联缅怀了戴公的挽救危难时局的雄才大略,下联称赞并颂扬他正直、勇敢、为国捐躯,而流芳百世,垂范千秋。

寿县博物馆藏有家鼐公的手书楹联一幅,联文是:

葵藿有心唯向日; 竹松晚节惯经霜。

联文为馆阁体楷书,端庄秀丽。联文之意,以向日的葵花喻自已对清王朝的赤心趋向;要像能耐得住寒霜风雪的竹、松一样,保持晚节。

沉痛悼糟糠

家鼐公夫人宋氏,生于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诰命一品夫人,早年奉侍高堂,相夫教子,任劳任怨。夫妇相濡以沫,伉俪情深。夫人于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病故。家鼐公悲恸不己,书挽联以悼之;

幼同贫贱,中更患难,富贵才几时,偏疾病缠绕,回首平生多坎坷;

仰视翁姑,俯蓄子女,娣姒皆无间,能勤劳和睦,伤心垂死竟分离。

联文情真意切,哀婉动人。夫人贤妻良母之风范,跃然纸上。

家鼐公一生从政,学富五车,当有不少书稿著作,诗词文章,多已散失,传世者不多,实在可惜。

【补遗】:

自题门联

绿水青山,任老夫婆娑岁月;

紫宸黄阁,看吾儿燮理阴阳”。

 

题肥西县紫蓬山庙方丈室

碧海青都,上界之府;

名山大岳,群真所居。”

 

贺李鸿章七十寿辰

身历中书二四考;

经传道德五千年。

 

无名联:

凤鸣朝阳,龙翔景云;

书名玉杯,琴号珠柱

 

为北京王致和南酱园题联:

致君美味传千里;和我天机养寸心。

酱配龙蟠调芍药;园开鸡跖钟芙蓉。

解读翁同和的春联

翁同龢(1830~1904),江苏常熟人。咸丰六年(1856)状元。官至协办大学士,光绪戊戌政变,罢官归里。工诗,尤以书法名世。与孙家鼐同为光绪帝的老师。他很善于书写春联,每年春节他家的春联一经贴出就会像长了翅膀似的传遍大街小巷。戊戌年的春联他写的是

南图卷云雨,北极捧星辰。

一经贴出大家议论纷纷,可是这幅春联用典深奥,没有深厚的文史知识是难以读懂的。有一天户部主事陈炽,特地登门来向他的老师翁同和求教。正巧吏部尚书孙家鼐也在。寒暄过后,翁同和向孙家鼐笑着说:“燮臣兄,请你帮他解读解读吧!”文正公显很谦恭的风度,呵呵一笑说道:“翁中堂,你莫不是在考我吧?” 翁同和忙说:“岂敢,岂敢”。文正公用手捋了一下花白胡子,说道:“好吧!我试一试,如果解读的不得要领,还清翁中堂指教”说着转过身去指着对联的“出幅”向陈炽说道:“这个上联‘南图卷云水’出自《庄子·逍遥游》‘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扶摇而上九万里’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阙者而后乃今将图南’”说着又指着下联说:“这下联‘北极捧星辰’出自《论语》‘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捧之’。北辰为天地交运总汇之处,天体之总枢。翁中堂的这副对联是从杜甫《奉送严公入朝十韵》”‘南图回羽翮,北极捧星辰’一句点化而成。但比之杜诗对仗更显工整,气势也更加恢宏” “知我,燮臣也!哈哈哈!”翁同和听到孙家鼐的解读如此中肯,不禁哈哈大笑连连点头。联是佳联,句是妙句,但也有人认为这副春联意味着将有重大事件的发生。

北京城的流言蜚语

北京大学堂尚未决定主持人选的时候,当时有翁同和、李鸿章、康有为、还有满人刚毅、裕禄等人都在积极谋划,明争暗斗,都想当创始人。只有文正公无动于衷。他一心只放在光绪的维新大事上,尤其对于把创建京师大学堂列为首要内心十分高兴。由于他为人正派,学识渊博。尤其在教育上有独到的建树。因之竟受到那些钻营者之流的嫉妒。散布流言蜚语贬低他中伤他。当时就有人说他是什麽康梁的保护伞啦,是什么帝后之间的两面讨好的两面派啦,说他碌碌无能“所覆无一实”等等不实之词。尤其是朝野中还流传一段极尽贬孙抬翁的一段流言,内容是这样的;

翁同和,孙家鼐两个状元都是光绪皇帝的老师有一次他利用谈话的机会出了一个难题想考考他的老师的真才实学。他先向孙家鼐问道;为甚麽皇帝的住处叫“皇宫”;亲戚叫“皇亲国戚”;有恩于下叫“皇恩浩荡”。上面都有一个皇字。但是皇帝的例律,却不叫“皇法”而叫王法呢?孙家鼐听了以后说道:“自周以后春秋战国时代一直到了秦始皇有的称为‘王’有的称为‘公’有的称‘皇帝’虽然称呼不同,但是朝廷的例律一律都叫‘王法’而为何不叫‘皇法’臣才疏学浅尚难释义”光绪帝回过头向翁同和说:“翁师傅你说呢?” 翁同和其实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但是他会见风使舵,不像文正公那样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老老实实回答。你看他立刻跪倒在地,头如捣蒜似的把地扣得咚咚响。一面说道:“以臣之见这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一种说法,就像一个人有一百万的财富叫百万富翁,有一千万财富叫千万富翁,有一亿元的财富,不叫亿元富翁,而叫亿万富翁一样。嬴政自称皇帝以后,”历朝历代的天子均称皇帝但约定俗成王法还叫‘王法’不予改变”。光绪把他扶起来,十分恳切的说:“翁师傅毕竟是见多识广啊”这时文正公在一旁显得十分尴尬。后来他思考了一下,认为“知之谓知之,不知谓不知”实实在在。决不能信口开合,刻意取巧以邀宠。

教光绪读诗和接触新事物

光绪幼年比较聪明也很喜爱读书。据说,有一次孙家鼐为他讲解唐·李绅的《悯农》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课后,他要光绪照着这首诗的主题再做一首七绝诗。散学以后,光绪回到养心殿去构思去了。

论及作诗光绪造诣较深,常常一语惊人。有一年冬天,窗外大雪纷飞,文正公和光绪两人围坐小火炉一面取暖,一面论诗。当时文正公就要光绪以火炉为题,即兴赋诗一首。很快光绪就写下聊一首诗“西北明积雪,万户凛寒飞。唯有深宫里,金炉兽炭红。”文正公读了几遍,连声赞道:“好诗,好诗,意境深远,情景交融。”

作这样的诗,光绪是有体验的,至于作《悯农》一类的诗,那种在夏天的烈日下去锄禾,他那里有这种体会呢?整个一中午都未作出来。正当他闷闷不乐的时候,突然有一只凤尾蓝蝴蝶从眼前飞过。他突然似乎来了灵感,立即冲出门外扑向蓝蝴蝶。一直追到后花园,蝴蝶不见了踪影,可是光绪却在骄阳之下拔起了花丛中的杂草。小太监们被他这种异常的举动搞得莫名其妙。也不敢问只好陪她一起拔草。不一会光绪累的汗流浃背,方才停下来,一副很满意的样子回到殿里写下了一首七言绝句诗。

第二天光绪交了作业, “知有锄禾当午者,汗流沾体趁农忙。荷鍤携锄当日午,小民困苦有谁尝。” 文正公看到这首用颜体书法书写的七言绝句后说道:“皇上的诗的确不同凡响啊!”

文正公在授课之暇还经常向光绪介绍一些新鲜的知识。所以光绪要文正公给他送书送报和讲一些西方的新闻给他听。有一次,文正公向他介绍了电报机的用途光绪听了以后,很感兴趣立刻就要看看这种新鲜玩意。当时电报机用的还不多,尤其是在朝廷中根本就没有。经过文正的了解,同文馆里的总教习丁韪良从国外带回一台正在总署展示。文正公亲自考察后就向光绪禀报。光绪就要到总署去看。这时正是翁同和给光绪讲解《孝经》的课,翁同和就极力阻止。结果未去成。光绪就叫把电报机拿来。但翁又以洋人不得随便进宫为由又加以阻止。(当时操作人员都是外国人)光绪很不高兴就向文正公发牢骚说:“去又去不得来又来不了你让朕怎么办?”这时的翁同和还埋怨孙家鼐不该拿外国人的雕虫小技分散皇上的读书精力。文正公未作答话。光绪说:“这事是我叫孙师傅办的,与孙师傅无关。我一定要看你两人商量商量怎麽办才好?”后来还是文正公想出了办法培训了中国的电报员,由同文馆的总教习丁韪良亲自带领进宫,为光绪作了实际操作表演。当然光绪很是高兴。

三元会

在戊戌年前,朝廷内有三个状元惹人注目。一个是咸丰六年的状元翁同和,另两个是孙家鼐咸丰九年的状元,还有一个徐郙同治元年的状元。三人当时都是朝中重臣,也都住在北京东单牌楼一带所以经常在一起喝酒行令。被人称为三元会当时清朝的北京城分为皇城(紫禁城)、内城、外城三大部分除了皇城外,内城是满人皇亲国戚的居住区,即使是朝中的高官也没有多少人有资格住在内城。外城主要是汉人居住区,所以汉人中的流寓京城的高官以及各省的会馆大多聚居于宣武门附近因为那里离内城和皇城比较近,出入方便。据统计宣武区是会馆最密集的地方。约有三百多所。现在的谭嗣同的故居,当时的浏阳会馆所在的北半截胡同52号,有一个北京有名的“八大居”之一的餐馆叫“广和居”,就是当年翁孙徐三人经常聚会的地方也就是三元会不成文的会址。三元会还有一条不成文规矩;就是三人轮流坐庄,做东,定期举行。

翁同和,一家多是高官,父亲翁心存是吏部、刑部尚书、顺天府尹。哥哥翁同书是安徽巡抚。他自己二十七岁就中了状元。这个人国学功底深厚,还能接受新事物。他就是因为推荐康有为搞维新变法,而受到慈禧的斥责,罢官回籍的。他有一个很不好的作风就是在同仁之间,事事都要压人一头,听不得不同的意见,不管对不对,他都要所了算。稍不如意就会拍桌子瞪眼或者拍屁股走人。用寿州话来说是一个典型的“杠子头”所以他得罪过不少的同乡、古旧、门生。虽然说他主张维新,但是他对于当时的兴办洋务,修铁路却又极力反对。这主要是他对那些主办洋务的李鸿章之流有看法而产生的反感吧。可是他对文正公还是很敬重的。因为文正公涵养很深,在一般情况下都不和他“打嘴仗”。翁同和日记中曾写道“孙燮臣深潜好学,服膺王阳明之书,立志高远,凝厚而开张,余欲兄事之”可见其敬重之意。三元之一徐郙(1838~1907),字寿蘅,号颂阁,同治元年状元,时任兵部尚书。

有一次轮到翁同和做东,三人又按时到了广和居,因为这年由孙家鼐作为主考官的秋闱刚结束,这次也算为他接风特地点了广和居的几个品牌菜,三人边喝边聊十分休闲。“叔平啊!(翁同和的字)你的名字起的太有意思了,今年的新科状元也叫同和。依我看今后叫同和的都能够中状元呢?往后海了去了”徐郙风趣的向翁打趣。

翁同和喝了一口酒说道:“这个夏同和是贵州马哈人他在应试前曾来到我这里说要改名子以避讳。原来他父亲的确是慕我之名给他起的名字,我倒认为改不改无所谓更何况应试之前也不允许改名字。只要能考的好就皆大欢喜。”这时孙家鼐接着他的话茬说:“名字虽说是个符号说无所谓就无所谓,说有所为也会就有所谓。甚至能够影响一个人的前途呢。我们都知道道光年间那个叫范鸣琼的吧?就是因为这个听起来像是“万民穷”的发音而被移出三甲点为中书的。”接下来翁同和又说起了在孙家鼐家吃菜糊涂(即菜粥)的故事。

他说他祖父当年在江苏海州任学政的时候,家中人多,经济上入不敷出,经常以菜糊涂充饥,到了他这一代家中富有了,就再也不吃菜糊涂了。有一天到文正公家特地吃了一次专为他做的菜糊涂。吃完后还作了一首诗,有这麽几句“再释惊呼责一盂,老来才识菜糊涂。海州学舍斋厨味,柔滑香甜似此无?一饭艰难世岂知,当年豆屑杂麸皮,孤儿有泪无从咽,不见爹娘吃粥时。隔巷孙兄德有邻,炊藜飨我倍情亲。夜长月落尖风紧,多少穷檐忍饿人。”

随后大家又议论了一会当前的时政,天色已晚也就散了。

背书十年的传说

关于孙家点状元的事在民间有一些传说,有什么“考卷上有别字啦,”什么“送卷子的太监摔了一交把卷子搞错了啦”等等一些以讹传讹的不实之词。实际上文正公的成功不是一帆风顺的。是经过刻苦的努力和勤奋的钻研,坦荡宽容的信念和坚持不懈的精神才获得的。

文正公六岁入学,十六岁考为“秀才”。二十三岁成为“拔贡”,二十五岁“中举”,这一阶段中可以说是一帆风顺。可是中举以后,一连几次会试都名落孙山。一直到了咸丰九年文正公三十四岁中魁。这已是中举后的第十个年头了。由此就传出了一个充满着惋惜而又因期待得到了落实的故事。

原来文正公中举后,家乡人对他再进一步的发展都怀有期待,可是一连十年以后才得到实现,这是为什么呢?

据寿县的老人们传说;有一次文正公随母亲到报恩寺进香时,在母亲的提议下拜过佛还抽了一根签,以占卜前程。签中有四句话;“代人去捉刀,师爷杀妻小。罚背十年书,才得吉星照”文正公看到这个签思考了一会,他是不信占卜吉凶,求神问仙这一套的,但是今天看到这四句话不禁感到惊憾。原来在寿州府衙有一个书办,他说:“他的妻子很剽悍是一个泼妇,经常打骂虐待他”有一天用夹板吊着右臂,说是他妻子打的,实在忍无可忍,决心要休了她,因为手受了伤不能提笔,就到孙府请文正公为他代笔,由他口述。帮助他写一纸休书。文正公见他哭丧着脸,一副可怜的样子,就动了知识分子的恻隐之心。也未多想就帮他写了一纸休书。当时休妻也要经过官办的。由于文辞恳切,书写生动,很顺利的该人就达到了目的。实际上他口述的只是一面之词,果岂不然,这位用苦肉计阴谋的书办,实际上是另有所爱而采取卑鄙的污蔑手段把妻子休掉。后来他妻子回到娘家含愤自尽。事情结果该书办受到开除公职的处分。文正公却因此受到冥冥中“再背十年书”的惩罚。

当然,这是一则传说的故事,不可当真。历史的真实是;自清咸丰三年开始寿、凤、怀以及整个安徽都在太平军、捻军和清军的战火中度过,社会上文化经济受到很大的破坏。这时文正公家中父亲病故,做官的哥哥在外顾不了家,家中唯一生活来源的土地收租,由于战乱也无收获。经商又赔本破产。幼子又在战乱中病死。。可当真一则传说的故事公职的处分手段霸气休掉一耽误就是十年万般无奈,只好在当时州官金光筯衙门里当了幕僚。经常跟随金光筯转战皖北各地无暇顾及科举,一耽误就是十年。

一副妙联点状元

文正公中状元的故事有不少传说,其中传的比较广的有以下两则。一说是在当年殿试交卷以后,有一个姓丁的太监,把三名种子选手的考卷和七名群众选手的考卷,依照次序上呈给咸丰帝的时候,由于一心就想如何在这些举子身上捞钱,未顾及脚下,竟然摔了一交,这可是犯了杀头的大罪。这个丁太监也十分灵活,未作任何停留,立马起身三下五去二的把散落在地上的考卷捡起来,来不及校正次序就上交到咸丰帝手中。这时的卷子次序竟把排在七名卷子中首位孙家鼐的卷子,排到前三名卷子的第一了。咸丰帝匆匆看了一眼,提起笔来就依照次序点了状元、探花、榜元一甲三名,以及其它的名次。发榜后,大家一看,原来列在后七名之首的孙家鼐被点了状元。而那三个掏了腰包拿出几百万的种子选手,想熬个状元。却成了泡影,不禁暗暗叫苦。也无可奈何。后来咸丰找个理由把丁太监给杀掉了,这事就算完结了。于是就在社会上传出“不是太监摔一跤,哪有状元现真身”还说因为孙家鼐是文曲星下凡,是当然的状元。拿钱买状元的人老天爷不会要他得逞的,所以摔跤,卷子上调,这些都是天意啊!这个传说现在看起来是有点牵强附会的。

还有一个版本的传说;咸丰九年四月二十一日这天,保和殿里正举行殿试。军机大臣肃顺在监考,他在趁人不备的时候向一名正在考试名叫高心夔的举子丢了一下眼色。过不久,高心夔就第一个交了卷。这时肃顺马上下令撤卷收场。这是违反规定的应该在天黑以后或者最后一名举子交了卷才能结束殿试。可是肃顺当时是监考大臣谁敢说个不字。只有收场撤卷这一下可害苦了十年寒窗苦读的一些举子。很多人都未能答完,甚至有的只答了一半。这是明显的有名堂但是谁也不敢提出疑义。可是殿试除了监考大臣以外,还有阅卷大臣负责拟定前十名供给皇帝圈点的卷次,监考大臣就无权干预了。结果高心夔被排在十名以外。肃顺得知这一消息以后,就在要点状元的当天,

向咸丰提出这十名人选是阅卷大臣们有私心而定都不是俊才,要重新拟定阅卷大臣人多势众。立即反驳并揭露他违反规定提前撤卷的问题。两派在金殿上争吵不休,互不相让。正在这时咸丰大怒,把桌子一拍说到如此争吵成何体统。朕自有主张。于是就叫这十名举子,在金殿上以大清国立朝以来的兴盛为内容,撰写一副对联,当场考试。等到揭晓时,孙家鼐以优异的成绩点为一甲一名进士,状元及第。于是就传出了“一副妙联点状元”的轶事传说。

和北京王致和酱园的一段传说

北京王致和酱园生产的臭豆腐很有名。因为是家乡人又是世交。文正公在京考试时就借住在他家。当天会试完了以后。老板王伍和问他考的如何?文正公因为当天提前撤卷未来的及校对,就匆匆交卷,心中也没有底,就随口回答道:“完成任务,明天返乡”表示出有点闷闷不乐的样子。王伍和就与他半开玩笑的说道:“看你这个老实巴交的样子,朝中又没有人事,无根无底,要能考上状元,我把我的姓,“王”字倒写”。实际王字倒写也还是王。这纯粹是打趣。谁知道后来真的就中了状元了。在当天新科状元金团簇拥,鼓乐齐鸣,骑马游街时,经过王致和酱园门前,这时王伍和一听说新科状元在游街,放下手中的活计,到街上一看,新科状元竟然是老乡孙家鼐,不禁大吃一惊,心想这下怀了,我的姓真要倒写了。不知不觉两腿一软,跪倒在马前大声疾呼:“文曲星饶命啊!文曲星饶命啊!”这时围观的老百姓搞不明白这事的原委,只看到王伍和的狼狈样,直觉得很可笑。

在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初十公园1899年七月十七日这天因为慈溪要废光绪另立载漪长子溥儁为帝,文正据理力争以为不可。并且第二天就上奏辞官回家养病。后经慈禧批准只给假养病不开缺。所谓不开缺就是在职休假。病好了还来上朝。在他会想的前一天,把王伍和的孙子王小和找来对他说:“你祖父在世时就想叫我跟他写副对联,因为公务太忙就未得实现,现在我有时间了,给您写一些吧!”于是写下了以下两副对联也是一首藏头诗。

致君美味传千里;和我天机养寸心。

酱配龙蟠调芍药;园开鸡跖钟芙蓉。

两幅对联挂起来上面四个字就是致和酱园的店号。现在这两副对联成了酱

园的传家宝了。

说起王致和酱园的臭豆腐还有一段传说很有意思,原来文正公虽然位居达官显要,但是为人处事一贯平易近人,尤其不忘旧情,和王家一直来往走动,十分融洽。文正公爱吃家乡菜,更对臭豆腐情有独钟,王致和酱园经常送一些过来。据说有一次慈溪食欲不振文正公就向她推荐了臭豆腐。一开始,因为有一种怪味慈溪不愿吃,就叫李莲英先尝尝,李莲英先吃了一点后竟然把一整块都吃下去了,还连声说好吃,“闻着臭,吃着香”以后慈慈禧竟然也离不开它聊了。由于她嫌臭豆腐名字不好听,还给它起了一个“青皮”的雅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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